本文进行数据统计时间第一次是2017年4月初。
但如今这个风险已不是来自周边的陌生人，而是来自远方。中国社会的法治实践和现实也许会改变书本规定的方向，令我成了某种法治理论或实践的叛徒，但如果能有效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不觉得这会有什么丢人，也许我曾坚信的这些书本或精神导师从一开始就时空错位了。
太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城市生活中凸显为或转化为需要以法律制度规则的方式来应对的问题，无论人们如何概括这类问题。徐玉玉因被骗了几千块钱就死了，怎么办？最近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学费被骗，面对电视摄像头她自责说，我们家本来就穷，我怎么会这么笨，就上当受骗了，给家庭带来负担。也许是个混进文科的理工男，我从来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在司法上问题还不大，因为仅仅涉及个案。第二，社会的流动性即上升空间更大。
说瞎话 学界也不能因为古代或历史中国的法治不像古代或现代西方的法治，就不是法治了。这个命题从经验上看我认为不成立，尽管从情绪上看，无可厚非，无法厚非，因为没法判断一种情绪是否正确或成立——它已经在那里了。然而，根据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实际上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事先同意的。
这就是说，持不同政见的现象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内生现象，而持不同政见之所以由一种现象变为一种运动，关键在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将自己不合官方口味的观点公开表达出来了。[25]91生活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的苏联人，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很清楚什么事行得通，什么事行不通。在1962年至1963年间，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同他们发生过多次的戏剧性冲突和激烈的争吵，但文艺工作者并未因为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生争吵而遭受迫害[14]246。1934年，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更是明确表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
什么事可以蒙混过关，什么事最好不要去碰。[4]122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让人锒铛入狱。
在这个时期，根本不允许异见存在，每讨论某领域的问题时，都以官方既定的观点和结论来批判和压服对立面。因此，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到了斯大林逝世后的1954年，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大反弹。
因为在长期高压下形成的压抑与不满实际上是一种积蓄已久的巨大力量。因为一旦放松规制，原本被遮蔽或者被压制的看不见的问题可能立刻就会浮出水面并且发生连锁反应，产生令规制者不愿看到和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的麻烦争论，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一般而言，好的文化规制的收益都是长远的和缓慢的，但文化规制者当下就要立刻承担文化规制变革的风险和压力。
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参会代表以1771票赞成，264票反对，7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对苏联宪法的第6条进行了修正，废除了苏联共产党在宪法上的统治权力。不仅这些获释者提出了恢复名誉等平反要求，受他们株连而受迫害的亲属也有同样的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持不同政见者的主流政见之所以会从呼吁改革到所谓反苏，苏联当局的文化规制不当可以说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一直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是他为了争权夺位的阴谋，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甚至认为苏联剧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
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为什么？我如何能够保持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党的信心？我知道向公众保密的许多事情，我具有我的知识和经验，我了解世界，我不可能认真地去接受我们官方的宣传。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20大和20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可否认，这种极其严苛的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虽然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对文学、音乐、电影、语言学和遗传学等诸多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无辜者遭受残酷批判和无情挞伐的事情深感痛心，但几乎没有人胆敢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然而，即使愈益凶残的密探和书报检查、打小报告和恐怖气氛如同消蚀一切的硫酸，依然没有把人们的理智和精神消蚀完[10]42-43。[18]501显而易见，苏共中央不得不给那些已经和即将从监狱和劳改营归来的大批政治犯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采取的却是掩盖问题、回避矛盾、严密监督、颁布禁令、打压批评、粉饰现实的强制和暴力手段。就持不同政见者的来源而言，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指出：持不同政见者早年都是高尚的苏联人，就是说是有崇高信念、有原则、有革命理想的人。
[5]530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一结论并不夸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观印象派画展时曾经大发雷霆，当众羞辱了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内（Ernst Neizvestny），并批评了参展的其他抽象派画家：这些人自称为艺术家而创作出这种‘图画，你简直不懂得是用人手画的，还是用驴尾巴涂的![13]173尽管如此，画展依然继续举办，参展艺术家也没有因此而被捕和受罚。
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这种长期高压的大环境下，一旦文化规制出现松动迹象，那么，反弹就在所难免。
在批判和压服的过程中，则始终贯穿着对被批判方的揭露和痛斥，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分和制裁：从撤销职务和改组机构，一直到除名、逮捕和判刑[8]421。他们呼吁改革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所存在的弊端，将以人为本、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等宪法条款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重要历史特征之一就是保守僵化。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文化规制 1964年10月，在勃列日涅夫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他结束了赫鲁晓夫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漫无头绪改革，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企图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老路（见表1）。
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在很多时候其实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解释，在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发生后，当叶利钦签署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示坚决反对的人，既不是苏共领导人，也不是苏共老党员，而是多年来遭受克格勃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23]。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苏联共产党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和党员对苏联共产党的态度。
他们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忠诚的社会主义立场，通过直接上书苏联当局的方式坦率陈述自己的改革主张，并希望开明的政府官员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事实上，按照俄语的原意，所谓的持不同政见（диссидентство），是指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4]152。
在强求一致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们还会像患精神分裂症一样，将日常生活分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将人际关系分为官方关系和私人关系，并且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准则。具体来说，遭到镇压的有党的、苏维埃的、经济方面的积极分子，以及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解体看似剧变，实际上是渐变。[2] 事实上，这种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的最严重影响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分裂和双面人的大量出现。
这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上牵涉甚广，关系上错综复杂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巨大网络。他在信中坦陈了自己对经济形势恶化、工会作用降低和民主未能发扬等问题的不满。
例如，在1930年代，由于苏联当局对批评意见的压制和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一些共青团员不得不私下组成秘密小组，讨论令人不安的那些问题。这就是说，‘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出现了400余种涉及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地下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当局主张的建议[3]197。自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大约有1000万幸存者陆续获释，回到社会。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